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着两份发黄褪色的珍贵历史档案，真实地纪录了72年前的西安事变。
第一份刊物是1936年12月20日由东北军第67军参谋处刊行的《东望》杂志第6卷第6期，其封面的上方从右至左写有“东望”刊名，刊名下方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的题词：“东北如何伟大，如何富饶？在我国经济上国防上如
题词中的“二五・一○・一一”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即：1936年10月11日。王以哲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任东北军67军军长。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在如何让南京政府放回张学良问题上，东北军内部意见存在分歧。主张向南京政府示好、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王以哲在1937年2月2日晨被东北军激进的少壮派孙铭九杀害。
刊物的封底刊登有1936年12月6日东北民众救亡会发布的《为援助绥东抗战告东北将士及流亡民众书》，整个刊物内容都与抗日和西安事变有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张学良将军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下午（1936年12月13日下午），在东北军参谋总部题为《一二一二事变的原委》的内部讲话全文。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了好些时间，很觉得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剿匪：系指与陕北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做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了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仅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它西北将领和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决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什么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
这次事件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决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第二份刊物是1937年3月1日在延安出版刊印的油印本《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列谈话）。封面正面有用钢笔书写的“1937年4月19日出席延安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筹委会赠”的字样，该刊物32开，马兰纸油印制，总计29页。主要内容为美国作家史沫特列女士于1937年3月1日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关于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的谈话，共16个问答。现选辑有关西安事变的问答，以飨读者。
史：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威胁更加骤了一步。
史：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史：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指陕西三原县）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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